2010年，住户贷款/GDP只有28%，而在此轮危机爆发前夕的2006年，美国的家庭债务余额与GDP之比高达170%。
这对公司财产的安全性不好，它和透明、有制约、相对分权的治理模型在决策上成功的概率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好的治理结构，将决策的成本适当提高，拖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但所有的决策都是60?80分，执行有效，即使有毛病在此过程中也会被大家提出来。
多数情况下，所作决策是60?80分，最差的决策不低于60分，最好的决策不高于80分，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传奇，有利于连续的正向积累。比如真功夫集团创始人因为夫妻吵架上法庭影响到公司决策，还有些大老板拿公司资金去行贿被抓等。她说觉得自己想明白了，然后就去做了团委书记，因为觉得只有跟新希望集团下面的年轻人建立起更好的沟通，将来才能更好地参与企业管理。他说一个老婆一个孩子。现在民营企业家最大的挑战就是老婆有限，孩子更少，如果孩子再没教育好，那传承百分之百有风险。
企业的泡菜坛子就是学校，要建立自己的培训机构，进来的新员工是白菜帮子，搁进去三个月以后是泡菜，有它的作息时间、整套程序、游戏规则。比如万通员工的气质跟很多私营企业员工的气质就不太一样，我们讲理想，讲学先进、走正道、追求理想、顺便赚钱等讲了20年，不断地让同类的人聚集，让另类的人离开。美国的政府负债模式，也使美国在根本不储蓄的情况下，维持了一个强大的国力和国际地位，包括对内的庞大公共支出和对外的巨额军费开支。
而按现行制度，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征用开发出让的全过程，也垄断了土地收入，从而把地价越抬越高。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早晚还会发生第二次、第三次金融危机，不但把别人拉下水，并终将导致自身的衰落。最近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就是证明。如果加上这后三项政府收入，则政府收入在此期间从占GDP的20.6%上升到34.5%，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
这源自居民消费比重的下降，其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46%降至2010年的34%以下[2]。一种是降低消费，提高储蓄，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调整，使失衡的经济重新恢复均衡。
其二，通过增发货币，美国欠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巨额债务就被稀释，美国的偿债负担就大大减轻了。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谁拥有经济、政治、军事实力，谁就有理的时代。为了避开产能过剩，近年来各地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入了越来越高的热情。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结构失衡到这份上，调整过程必然是痛苦和漫长的，必然改变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并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把这种痛苦的改变传递到利益链高端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样做对美国至少有两个好处：其一，增发货币或多或少总会刺激需求，提振美国经济。如果再加上美国国内金融机构所欠债务，2009年债务合计超过5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3.6倍。但二战以后，特别是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在经济上实行预支未来、向国外转嫁负担的利己主义政策，在国际战略上实行武力优先的强权主义政策，对外政策已与其立国的理念背道而驰。不正视这些问题，不推进改革，而满足于现行制度的优越性，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居民消费并不包括购买住房的支出，实际上美国人买房子的钱完全靠借贷。2010和2011年肯定又有新的上升。
但是，想不触动既得利益，结构失衡根本不可能纠正。国土资源部：历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同时，这还需要进行相应的财税体制改革，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使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得到常规财政预算的保障，改变财政资金分配苦乐不均的状况。随着储蓄率上升，资本形成相应提高了13个百分点，2010年接近GDP的49%。过去10年间，美国的净储蓄率持续下降，1999年为11%，2009年下降到-0.8%。在衰退期间，为防止更大的经济滑坡而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储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意味着最终消费增长慢于GDP增长。但土地出让金是土地未来70年使用权的代价。
因此，实际上美国的投资也是靠借外债来维持的。上述问题说明，要提高居民消费，纠正结构失衡，绝不仅仅是增加转移支付和鼓励企业提高工资就能解决的。
但是，一旦这种模式支持不下去，矛盾就可能爆发。[3]土地收入的增加，主要源于随城市化加速而来的大规模土地开发和地价上升。
但长期以来美国能够保持社会稳定，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的低收入居民能够通过借债消费、借债购房的方式，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2%左右上升到2007年的接近9%。
从20世纪70年代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起，美国政府采取了持续的赤字财政政策，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未偿还债务越积越高，占GDP的比重从1974年的低点38%逐渐上升到2007年的53%。因此，要解决结构失衡问题，不但需要改革现行财税体制，重新规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而且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此外，目前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内储蓄-消费结构失衡的反映。这些导致结构失衡的因素，都与不适当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直接相关。
)注释：[1] 本文中有关美国的数据均来自美国财政部和世界银行网站。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国的天文数字负债，恰好构成了两国反方向结构失衡的标尺。
因此，借债消费使美国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可以不改变收入分配差距巨大的状况，同时又把国内的社会矛盾保持在缓和的范围内。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向高收入居民倾斜，自然会拉动平均储蓄率上升。
但同时也保持或加深了结构失衡。中国的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如果两万亿是美元，而美元最终贬值一半的话，按现值算中国就将损失1万亿美元。
但衰退后的调整时期继续这种政策，实际上是逃避调整结构的责任。不过，只要是泡沫，总有破裂的一天。如果按这个比例扣除征地成本，并扣除社保基金支出部分，只计算社保净收入，则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的涨幅为11个百分点，其中土地收入增长占5.5个百分点，仍占涨幅的一半。居民消费率下降还与医药费、教育费、房价过高，社会保障覆盖不全等有关。
这两件事也都说明，要触动既得利益是困难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土地收入的大幅度上升。
未来说不定还会再来一轮新的宽松政策。一旦失衡纠正，升值压力很可能随之消失。
这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猛增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约占7个百分点，占涨幅的一半。其中后两项改变了土地原有形态，已构成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应记为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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